新型涂料網訊：偶然讀到學者劉瑜女士的文章“廚房政治”，忽然感覺心有戚戚。

文章談到作者在國外旅居的時候，在其所負責管理的大學宿舍樓中由于眾多學生不喜打掃廚房，導致公共廚房長期骯臟混亂無法管理的經歷。作者文字幽默輕松，卻犀利的提出“如果說兩年前，我對‘制度主義’有一種迷信，由于這個廚房經歷，今天的我，對文化如何影響制度的實施、降低制度的成本，有了更深的認識”。

我覺得有趣是因為，文化對于制度的制定與執行的影響問題不僅僅出現在社會學家的研究視野內，在企業管理中恐怕也是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話題。

我目前正在為一家總部位于歐洲的大型跨國B2C企業客戶領導實施一個基于iPad的銷售管理類企業軟件項目。期間我們在和客戶管理層進行業務流程梳理、需求澄清的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式管理流程”和典型西方解決方案中“最佳實踐”的沖突之處，而我個人周旋在客戶管理者和軟件產品美國總部之間，更是嘗盡了文化差異、管理制度差異、管理理念差異的協調之苦。
一個有意思的小例子。

該客戶的三千名銷售人員每天都要在系統中提交一個類似于銷售日報告之類的匯報，公司每個月都會據此生成銷售績效的月報告。為了在每個月的月初按時生成該月報告，公司要求所有銷售人員在每個月三號之前必須提交上月所有的日報告，否則延期提交的銷售報告不予統計在該銷售的月績效中。

對于這樣一個簡單的業務需求，邏輯上我們有若干種管理方式，比如在每個月三號之后在系統中關閉對于上個月銷售日報的提交功能；或者也可以不關閉上個月銷售日報的提交，但是三號以后提交的日報告不予統計在月報中等等。
就是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卻基本上成了目前該項目在功能上最大的分歧與討論點。

分歧在于中方客戶堅持要求每月三號之后在系統中關閉對于上月日報的提交功能；而軟件廠家美國產品總部卻堅持這樣的功能完全沒有業務理由，完全可以通過對銷售團隊的充分培訓來實現讓他們在每月三號之前提交全部日報，至多可以在月報中剔除三號之后提交的日報，而絕對無需在系統中設置關閉提交的“硬限制”。

客戶的銷售運營總監為了說明在系統中做硬限制的必要性，還給我舉了一個例子。他說“Tony，你設想一下，如果有一天你們公司要考核早晨九點準時上班的員工比例，一種方式是告訴員工‘我們明天要考核了，你們九點以前要到辦公室’（軟限制），另一種方式是告訴員工‘我們明天要考核了，九點鐘辦公室準時鎖門，過時誰也進不來’（硬限制），你認為哪一種方式更有效？”。

我當然也覺得鎖上辦公室大門更有震懾力，當然也更有效果，但是當我和軟件廠家的美國產品總監聊天的時候，他同樣無法理解。“如果你告訴員工，遲到者會扣薪水，他們同樣會注意，不是么？”，美國人困惑的問我。
由于涉及到雙方高層的討論介入，我個人不得不像房屋中介一樣，一邊跟客戶解釋種種方案，盡量明確業務必要性；一邊跟美國產品部門盡量解釋的實際情況。同時在這些討論中，我也在自己思考，為什么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竟然能引起雙方截然不同的看法，一個就要在軟件系統中做限制（硬限制——系統、工具），一個就認為這樣的規定應該通過管理實現（軟限制——制度、流程）。

于是，問題的核心就是：為什么一個制度在美國人看來只要制度本身是清晰的，任何對制度本身的硬性限制或保證都是畫蛇添足；而在人看來只有明確的制度而沒有或系統（如軟件系統）或工具（如門鎖）的硬性保障，就難以保證制度的落實？我是一個文化論者，我確信這里有文化因素在其作用，所以我不由得想起了劉瑜女士在文章中所說的，“對文化如何影響制度的實施、降低制度的成本，有了更深的認識”。

我并不知道為什么在文化中會形成這樣的現象，但是我隱約感覺相比西方文明，文化并不尊崇“制度”、“約定”、“條款”等東西；相反，文化重視“靈活”、“實際”、“短期利益”等等。
回到九點鐘上班的例子中，作為一個“制度”，這樣的規定在西方看來無比清晰，人們沒有理由不執行，因為如果他們不執行就會有失去薪水的損失；而在人看來，他們的潛意識中總覺得只要大門還開著，我就可以進去，只要我能進門，總有辦法去找到各種理由和經理解釋拿回薪水，因為“制度都是人定的”嘛。而如果門被鎖住，沒有任何人再會說什么，因為沒有鑰匙你說什么門也不會自己打開。

我想看到這一點，對很多企業管理者，特別是跨文化的企業管理者都是有意義的。不管是在設計制度的時候，還是在設計保障制度得以落實的系統或工具的時候，我們都應該考慮到不同的文化對制度落實的效果、效率、成本的不同影響。

當然往大了說，這樣的對“制度”的不同態度和意識，甚至影響了一個文化體的政治進程和社會進程。比如在劉瑜女士的文章中，作者就提到，這樣的文化對制度執行的影響甚至使得她理解了為什么很多“民主制度”、“理性溝通”在東方始終無法得以落實。

但是在我的項目中，我依然頭疼于這個問題，因為我不能跟美國的產品總監說：你要理解“文化”對“制度”的執行成本會造成很大影響，我不確定他是否理解。

順便說一句，前幾天收拾舊報紙，發現一個去年春天報道iPad發布的新聞。那個時候我還在想，這么一個大了一圈的iPod Touch會有什么樣的目標消費群和目標應用呢？時隔一年，我已經在組織一個基于三千臺iPad的企業軟件應用了，不知道這個數量算不算全球最大的iPad企業級應用。